巩去年海归回来，在一家汉语培训机构体验了一次助教，专门教老外说中文。

本来以为，既然随便请个老外到中国就能装扮成外教，收取那奇贵无比的学费，中国人教中文，怎么可能不行？好歹在海外混了三年五载，和老外沟通没问题；再加上那张一级甲等、堪比播音员水平的普通话证书，搞定老外那是小菜一碟。

但堂课，巩就被“雷”倒了。

学发音，总走音

和中国人呀呀学语一样，老外学中文，也得先从拼音学起。

拼音，不就是“啊、喔、哦、咿、呜、虞”嘛，简单！可是，刚刚开始“啊”，教室里就此起彼伏响起哀嚎一片，有的“啊”就好像挨了子，有的“啊”则像在练声乐，还有人“啊啊啊啊”了老半天找不着调儿，好不容易有点找着那腔调了，却听到一个七尺男儿发出不男不女的声音，好像唱京剧吊嗓子。“抬舌尖，抬舌尖。”巩急了。可是没见声音恢复正常，整个人却一窜一窜的。

还没念到“呜”，就有人开始揉腮帮子，并摆出一脸无辜，连连说吃不消。

单韵母难的是“虞”。课本上说，应该先发“咿”，然后迅速圆唇，就能找到发“虞”的方法，可一个女学生总是不得要领，总是只能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偶尔发对一次，她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个音是怎么蹦出来的，只惊喜地用英语嚷嚷：“成功啦！成功啦！”然后又鼓起腮帮子，愣愣地看着巩，继续哭丧着脸“呜呜呜”，却再也发不出“虞”的声音了。

很多辅音和音标相似，所以还不太难。但“叽、戚、西”就另说了，无论怎么解释，怎么亲身示范秀一口破牙，还是只能听到——

“吱——”“切——”

“吱——”“切——”

 　 “吱——”“切——”

“就差把手指头伸到他们嘴里拽舌头了！”巩一脸怨念地说。

上午教初级零起点班，下午换成有中文基础的班。结果，也没到哪儿去。语音语调始终是老外无法攻克的难题。

 　 “中国”——“众锅！”

“我们”——“卧门！”

“我要去吃饭”——“卧咬去吃粪！”害得巩登时便笑趴在讲台上。

老外们面面相觑，不知犯了什么错误。巩又气又好笑，突然闪过一丝邪恶的念头。她强忍住笑意，清清嗓子说：“现在跟我念，卧—室—大—春—竹，预备——起！”

只听教室里顿时书声朗朗。

学语言，很“多心”

    入行半年，巩总算摸出点门道。教老外学中文，再的证书也不管用，需要的无非是细心耐心，以无条件忍受老外对一些常识性语言规则的百思不解。

 　巩曾经给一个德国老头开过小灶。老头已经69岁高龄，退休前是出版社翻译，精通德语、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。退休后，大概是余热难消，本着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精神，又学起了中文。没想到，五国语言的经验丝毫没有借鉴价值，折腾得够惨。

因为是知识分子，老头便时常提些匪夷所思的要求：“米兰？昆德拉说，脏话能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。所以，我想知道，汉语里骂人话怎么说？”

“十三点，二百五”。

“对不起，可能我中文不。我想问，汉语里，怎么骂人？”

“十三点、二百五就是骂人话呀。哦，近，还流行一个字，‘二’，也是骂人的。”

“什么？数字是骂人话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大意是骂人家精神上有病。”

  　“这些数字都能骂人？二、十三、二百五能骂人，其他数字也能骂人吗？这些数字是不是有数学规律？”老头扯了扯原本就稀松的几绺头发，好像在准备攻克数学的又一道哥德巴赫猜想。

“不不，就只有这些数字可以骂人。”巩连忙出手，制止了老头注定无解的方程。

不过既然开启了这个奇妙的话题，老头似乎铁了心虚心求教到底：“那么为什么十三骂人，而不是十四十五十六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巩仿佛感到一粒豆大的汗珠从面颊凝结、滴落。最后总算想到一个泯然众人的理由打圆场：“这，这是中文的固定搭配。”

“固定搭配”的说法解决了许多简单却说不清的问题，比如，为什么中国人说“一瓶醋”不说“一个醋”，说“一张纸”不说“一条纸”等等。

后来跟老头慢慢混熟，巩便在教会那的三个字——“我单”以后，带着老头下馆子。不料饭没吃成便闹出笑话——

“你们几位？”饭店门口，负责叫号的服务员问。巩伸出两个手指头。

没想到，德国老头突然发了急，一个箭步抢到身前，用他残破不堪的中文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她，故意，不是。她不是故意说你——那个，对不起！”老头伸出两个手指飞舞着比划，剩下两张惊愕的脸孔。

见巩一脸迷茫，老头只好把她拉到一边，吐出一句英文：“你怎么能伸出两根手指，说服务员存在精神疾病呢？还是你教我说‘二’能骂人的，你太没有礼貌了！你必须马上向那位道歉！”